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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市政工作的重大作用和历史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市政工作,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的确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当时的市政工作足在毫无任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战争的环境中.在各种条件都很差的边远山城——根据地城镇开展起来的。在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党领导的市政建设工作,为树立苏维埃政府的良好形象,改善苏区军民生产生活条件,建立苏区正常的工作秩序,提高人们的城市文明意识,支援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对此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全国解放后我党领导市政工作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实践经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市政工作的地位的作用

  1、“六大工程”的建设,树立了瑞金作为红色首都的良好形象,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的革命热情。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博生堡、公略亭、红军检阅台和中央政府大礼堂,分布在叶坪和沙洲坝,这些建筑都是当时典型的红色建筑,是一种奋发向上、革命到底的象征。当时,从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到瑞金来开会、汇报工作的同志看到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都欢欣鼓舞,高呼着“我们到首都了!”至今,许多老同志还回忆,当时他们看到这“六大建筑”,就知道共产党和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就懂得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看到这“六大建筑”,就知道有许多同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就下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这些建筑,就像是一种信仰、一个目标、一声号角,无不催人奋进。

  2、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圩场的改造和开辟,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贺易的流通,大大小小工厂的建设,解决了苏区军民急需工业品的生产供给,特别是军事武装装备的供给,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根据地工厂改造扩大建筑之后,军械修造能力增加了1.5倍,军用产品(如被服、绑带、斗笠、草鞋等)的供给百分之六十五可以自己生产。医院、后站的建设和道路的疏通,为及时抢救伤病员、保障前方补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城镇宣传栏、残废院街灯照明等公益事业的建设,以及引水工程、绿化工程、城镇卫生设施的建设,不仅方便了苏区军民的生产生活,解决了城镇居民的实际困难,而且使人民群众真正看到了共产党不仅会打仗,也会管理城市,不仅要推翻旧政权,而且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从而使他们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另外,如学校的建设、谷仓的建设,金库的建设、图书馆阅览室的建设、劳动感化院和实验场的建设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提高了城镇建设的功能,提高了城市的品位,为根据地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3、城镇的有效管理,不仅维护了根据地、特别是中央苏区政府的安全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而且对于改变苏区部分群众吸毒聚赌、打架斗殴等恶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教育和管理,建立了一种苏区全新的社会秩序,改变了城镇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群众的生存状况,而且在社会和人民中提倡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观念,诸如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社会平等意识、公平观念、创造精神、婚姻自由和保护儿童原则、文明卫生观念、严禁烟赌嫖盗和反对封建迷信等等,这些精神和原则具有久远的社会价值。群众在域市文明管理中出现的变化和显示的才能,苏区文化教育的精神和成绩,就是反共反苏区的人们也为之感叹和赞佩。苏区城市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在当时,转化成了支持中国革命进行的强大动力;在其后,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传承,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4、城镇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使苏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红旗日报》第14号刊登一篇《另一个世界的闽西》记载:“在赤色区域中有些地方,赤卫队力量虽不充实,但反动武装探子不敢来,土匪没有,小盗没有,农民夜里家家可以不关门,真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交通方面,完全没有危险,在赤色区域可以毗连的省份,只要有苏维埃红色的徽号,一个人不带一分钱,便可以通过几省——从福建到湖北,安然无阻,有饭吃,有睡觉。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梦想不到的。”《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对苏区社会变化出现的“好现象”作过这样的描述:

  “第一,在经济上取得了解放,地主当权朝代,农民受各种捐税,重租重利的剥削,无不叫苦连天,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到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这样与未革命的区域比较,即相差很远了。

  第二,农村军事化:每个赤卫队(加入苏维埃的,多半是赤卫队)少先队都能经常下操,农民的军事常识都能懂得些,没有操会散兵线的很少,扩大红军,没有新兵,农民一到红军,即会开枪及初步动作,……甚至妇女也有很多懂得,现在红军独立团,有妇女参加。

  第三,政治水平的普及:苏区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强……

  第四,文化运动的自然发展:……许多地方先后开办列宁学校,训练班,以及特委、苏区办的红军学校,看护学校,干部学校,各种适宜于斗争需要的教育机关,……发行各种革命的教本……

  第五,推翻了封建基础:苏维埃的胜利,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都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从前过年度节,写些封建式的对联,现在都是写的革命标语,以前买卖婚姻,现在完全废除了,婚姻自由,不需金钱…… 农民减少了许多无谓的用度……

  第六,没有盗贼乞丐:……苏维埃区域,没有一个窃盗乞丐,晚上睡觉从不关门,由西南到闽西,许多农民门上贴着‘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园无荒土,野无洲民’的对联,这亦是确实一种事实。”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市政工作的重大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市政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市政工作的开展,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色政权巩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解决了城市居民的实际问题,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在中央苏区,党和中央政府坚持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作方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市政、行政工作,是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夺取全国政权。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毛泽东强调: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城市建设从总体上来说是服务于革命战争的。因为,城市管理和建设搞好了,经济文化建设才能搞好,群众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积极性。毛泽东还认为城市和根据地地其他建设工作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城市建设不仅支持革命战争,而且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的基础。“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革命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在革命政府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如何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那就要给老百姓以切身的利益,解决他们的吃水问题、照顾问题,过路问题、安全问题,建设和美化城市,维护城市的稳定,改善群众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的拥护我们”。

  中央苏区的市政、行政工作,是在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中建立起来的,始终处于革命战争的状态中,因此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为革命战争提供后方保障,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市政、行政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根据地工业、私营经济的发展,繁荣了商品市场贸易。“交通方便了,农民的秋收和杂粮的收获得到了,农民又能自由挑货做小买卖了……生活是相当的改善。”城市经济和经济的发展还帮助苏区的单身群众解决了家庭问题。革命前,由于经济的困难,许多贫苦农民没有讨老婆,如兴国,“雇农没有老婆的占百分之九,……中农百分之九十有老婆,百分之十没有,贫农百分之七十有老婆,百分之三十没有”,市政行政工作开展后,城市的环境变了,许多生活困难问题解决了,原来的一些恶俗陋习克服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都提高了。“中农、贫农从前无老婆的,多数有了老婆”,雇农和手工业者也没有这困难了。市政行政工作的开展给经济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也创造了条件。在生产领域与交换领域,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内部,工人和社员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直接参与城市管理,他们是互相协作,互相配合的,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对立关系。城市环境的改善和人与人在城市交往中的融洽,使得中央苏区的群众激发了极大的革命热情,进一步地投身到各项事业的中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革命战争的巨大贡献和支持。

  1、在劳动力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苏维埃政权踊跃参加红军。1932年,在瑞金“要求当红军去,成了每个群众的信心,大批的劳动妇女宣传鼓励丈夫去当红军,替丈夫赶做包袱鞋子,带领丈夫到苏维埃去报名,名单上一天内有三、四十个妇女带领丈夫去报名。”许多家庭还有多人参军,“瑞金下肖区有八兄弟加入红军,黄安区梅岗洪先宾等四兄弟加入红军,桃阳区李贺胜兄弟三人加入红军”固,“太雷的‘五父子’,会昌的‘四房之独子’,以及送郎当红军的光荣例子,已经不止一处两处,而发展成为广大的群众潮流”。

  2、革命战争不仅需要广大群众提供参加红军进行战争,而且还要担架队、运输队作为后备力量,因此,中央苏区人民除了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外,还承担了支援前线繁重任务。如赣西南“制造武器、放哨、侦探、运输和作战,各次和敌人战斗,群众自动参加的总是好几万人,顶少也有几千”。瑞金、长汀等县还有常年的担架队等跟随部队支援作战,最短的3个月,最长的1年。

  3、苏区群众节衣缩食在物质上支援革命。一是积极交纳土地税。本来按照农业税则规定,不足两担谷收成的农民是不用交纳土地税的,而“龙岩有些地方不满二石谷田的贫苦农民,纷纷向政府要求破例交税.县政府以违背农业税法不肯征收,他们还是坚决地要交”。二是借谷给政府。群众自愿借给红军谷子,“情愿多吃两餐青菜充饥”,也是均出谷子,五升、一斗,甚至五斗,积极者五担谷子借出二担。在群众的积极行动下,许多地方的借谷超额完成任务,福建各县共超出一万担,永丰1933年5月借谷14余万斤给红军,超出了6万斤,公略借谷440330斤,超出4万斤。三是节省费用,捐助战费。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费短缺,1933年起,国家企业在有一定经济积累的情况下,如邮局、兵工厂、对外贸易局、粮食调剂局等纷纷要求减免3个月或8个月的工资,作为战费。

  4、踊跃购买公债。“中央印刷局工人,自动提议最低限度每个工人拿出半月的工资购买公债票,甚至有的愿将工资全数购买”;福建省经济建设公债“取得群众的积极拥护,争先购买。有购买二三十元,四五十元,以至百三十元”;而第二期公债总数是120万元,仅半个月就“发出128万元,比原定数目超出8万余元”。

  5、用节余的各种物品慰劳红军,据1932年几个月的统计,江西群众慰劳方面军及地方部队的次数达20次之多,物品有:布草鞋、硬鞋71317双,麻草鞋9022双,苹果、物品8920担,鸡鸭412只,青菜3883担,日用品3936件,银大洋1242.53元,香烟238包,蛋7569个,猪10只,羊1只。

  为了支援革命战争,中央苏区群众在市政活动中还广泛开展了帮助红军家属的运动,解除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兴国、赣县、万泰、永丰、于都、胜利、公略等县“群众为支持红军家属而进行劳动,多者六个劳动日,少者四个劳动日”,“对于红军家属中之无柴、米、水者,群众给他们搬运柴、米或挑水,或者设法帮助他们借到柴米”㈣。“红军家属到合作社去买东西,比群众便宜百分之五,而且合作社将要卖完的东西,红军家属可以先买得到,并且可以赊。青黄不接无米吃的时候,各乡粮食调剂局把米先借给红军家属,然后才及其他”。兴国长冈乡“每个圩镇建立了一个优待红军家属的合作社,供给红军家属的日用品”。

  (二)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变化,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市政工作的开展,使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最大利益,是在政治上摧毁了反动统治政权,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摆脱了千百年来压迫的命运。革命前,穷苦百姓只有劳役、耕作和受压迫的权利,城市只能是地主土豪寻欢作乐、欺骗压榨穷苦百姓的场所。市政、行政工作开展后,“工农兵齐心一致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把土豪绅士军阀官僚,以及非骡非马和威作福的国民党指导委员会与帝国主义的侦探、神甫牧师等剥削工农压迫穷人的恶魔,斩草除根的杀得干净!”哧区各级市政、行政组织的建立,广大穷苦百姓共同参加城市建设和管理,治理自己打下的江山,治理自己的城市,根本改变了昔日受凌辱、任宰割的政治地位。在国民党接连不断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尽管根据地城镇遭到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红色政权并未因此被摧毁,反而在同敌人不断战争中越发扩大和发展。红色区域城市与国民党统治区城市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把苏维埃政权当作自己的政权,并从实际行动上拥护和支持它。如“党领导他们打吉安赣州行动中,得到非常大的成效,计算自攻取吉安到现在,群众总牺牲了将近一万,没有哪一个有怨恨,打死了,自己家属收埋,被白匪烧了的房子,亦有很多,不但不怪红军、苏维埃、共产党,而且很痛心的怀恨反动派,对党信仰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治上得着解放……”

  2、市政工作维护了苏区经济的稳定。根据地城镇建设,对市场经济及根据地行业经济有序健康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人民曰常所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除盐比较困难外,其余都能自给……尤其是吃了谷米,苏区两元钱可买一担,白色区要二十元一担,这样与未革命的区域比较,即相差很远了。尽管在战争环境之下的苏区.新的经济体制无法健全,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保持下,市政行政工作有力促进了群众的生产热忱,生活得到了改善,最重要的是摆脱了往昔为活命而四处奔波的困境。正常的城市经济秩序,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如城市信用合作社,市政行政工作开展后,城市秩序、城市卫生和环境大大提高,各城镇普遍“开办了信用合作社(即农民银行),苏维埃下的群众,有正当需要(用在农业或工业上),可向政府借贷,至多只取一分的利息,打破了高利借贷的剥削。”

  3、市政、行政工作的发展,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使苏区城镇呈现出新的文明景象。在苏区市政、行政局的统一规划下,城镇附属设施逐步完善。医院、养老院的开办,使苏区人民的医疗生活得到了初步保障。“区乡政府聘请了医生,设立公共看病处,苏维埃下的群众有病去诊断,不取分文钱,同时各地均设立药材合作社(或名公共药铺)。农民过去有病请医不起只有问菩萨一条路,现在农民不但发生政治问题要提出意见到苏维埃解决,就是身上小小的病患,都有苏维埃解决……”为满足城镇居民的业余文化娱乐活动的需要,各城市设有俱乐部,”它的作用不但供群众游玩,而且是教育群众最好的地方”。在俱乐部里,墙壁四周贴满了标语和画报,以最简便直观的方式向群众作有益于苏维埃建设和革命斗争的宣传。俱乐部“每晚有人做政治报告,有人讲故事,说笑话,演讲剧,唱歌,呼口号。”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深受欢迎,尤其是“每逢纪念节的文明新剧,革命小调,都普遍的有”。可以看出,城市俱乐部起了寓教于乐的作用,对苏区人民提高文化素养,增强政治热情,起了其他方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市政行政工作促进了城市移风易俗活动的开展。如在赣西南“苏维埃的胜地,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都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从前过年度节,写些封建性的对联,现在都是写的革命标语,以前买卖婚姻,现在完全废除了,婚姻自由,不需金钱……”苏区市政局行政局的这些工作举措,是稳定苏区群众生产的生活和基本条件,因而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市政、行政工作,成为中央苏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社会控制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市政、行政政策和措施的推行,成为苏区社会稳定与城市社区生活有序进行的内聚力量。这正如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在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中国,苏维埃每一具体的施政,要立即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之下,受尽匝迫剥削的民众对于苏维埃每一具体施政,简直如同铁屑之追随于磁石”。

  二、市政工作的开展,对人们思想解放意识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我党开展城市管理工作积累了最初的实践经验。

  在中央苏区,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城市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后,很快就发现,在城市管理中,用政治热情、军事突击、行政强制等方法都不能有效地铲除旧中国留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劣迹,而旧中国的一切弊端都在不断地复活,无时无刻不在阻碍着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建设。要建设苏维埃城市的新型文明,就要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强化城市的宣传和管理,破坏封建迷信培养先进的文化科学意识,同传统的愚昧落后作斗争。一个崭新的城市管理制度要从传统的基上建立起来,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当时苏区正处在旧的城市体制被打破,而新的城市体制正在构建的时期,那么,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提高苏区城镇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尽快使文明有序的思想在城镇蔚然成风,就成为苏区市政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为此,中央政府市政局和行政局通过各种形式多渠道地进行广泛的宣传,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让广大城镇居民参政议政,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同参加城镇管理和建设。在法律上确定劳苦贫民的社会地位,移风易俗,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培养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尊师重教,维护大局、维护集体、维护公德的思想品德。这些举措,具有摧枯拉朽的能量,长驱直入地渗透到苏区城镇的各个角落.给陈旧的意识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为根据地市政建设和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苏区经济基础的变革,使工人劳动有了保障,农民耕种着自己的土地,城市商人自主经营的权利,劳动妇女成长为苏区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少年儿童普遍接受了义务教育,这一变革带来了人民生活方式、劳动经营方式、传统习俗、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深刻的变化,这为苏区市政管理和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力。“苏维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动员民众参加苏维埃建设。让人民在实际斗争中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并在斗争中抛弃旧习俗传统,其目的是启发民众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这些正是根据地市政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市政工作,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市政建设的优秀人才。

  苏区市政建设的领导人周以栗、何叔衡、梁柏台、钱壮飞、胡海、邓振询等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他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工作经验和精神财富。例如曾山、刘伯承、贺诚、邓月逢、汪全祥及一大批参加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市政管理和建设的领导、工作人员,全国解放后继续参加新中国的城市管理和建设,有的成为城市管理的领导人,有的参加了新中国城市重大建设工程的领导,有的参加了新中国城市管理相建设的总体设计和规划,为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