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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市政工作的优良传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市政工作,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条件下逐步开展起来的。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市政建设的一代先驱迎难而上,想方设法建设和管理自己的家园。他们所从事的每一项建设工程、每一个城市管理活动,都体现了我党领导城市管理和建设的艰辛探索,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血的代价。他们留下的艰苦创业、勇于创新、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革命精神,仍是我们今天宝贵的精神财富。

  艰苦创业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它是革命战争年代,物质条件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谋求自下而上的手段,也是苏区党和政府发展根据地经济、巩固红色政权的根本大计。

  中央革命根据地与全国各农村革命根据地一样,地处经济、文化落后的贫穷山区,物质匮乏,技术落后,人才短缺。在中央苏区,闽赣山区仅有少量的造纸业、制茶业、制烟业、制糖业、榨油业、采矿冶炼等小型手工业,建筑业还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无设计人员、建筑工具陈旧简陋,建筑材料就地采用石、木、泥、竹、草、建筑材料的运输靠绳拉肩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大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对苏区境内发动接连不断的烧杀轰炸。从1931年冬起,国民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纵深260里的封锁线,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企图使苏区“无粒米勺水之救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苏区市政、行政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群策群力,艰苦创业,立足苏区实际,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攻破了前进道路上的一道道难题,谱写了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恢宏壮丽的市政、行政工作创业史。没有建筑设计和城市管理人才,党和苏维埃政府就地取材,从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选拔优秀人才进行培养,造就了钱壮飞、胡海、邓振询、邓月逢、杨志和、汪全祥等一大批工程建筑和城市管理技术人才。1932年秋开办的职业技术学校,共举办了三期工程建筑班,为苏区培养工程建筑人员100余名。为加强城市管理队伍建设,苏维埃中央政府行政局充分发挥妇女委员会、赤少队贫农团和城市俱乐部的作用,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城市管理工作,出现了每个城市每条街治安有人管、烟赌有人抓、卫生有人搞的群管群治局面。缺乏建筑工具和建筑材料,币政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自己制造、自己调配、自我完善据苏区老干部回忆,1932年秋全苏区建造谷仓期间,市政局给瑞金全县12家铁匠铺磨制泥刀、斧头、铁钎、铁锤等建筑工具一千多件。瑞金及附近县的泥工木工,无沦是参加苏区任何建筑工程,只要市政局或当地苏维埃政府派列出勤,一律自带施工用具和饭包。在艰苦的环境中,苏区市政建筑和管理人员,除几个从白区来的建筑技术人员外,上上下下大家都没有薪饷,只有少量伙食尾子,他们不仅很少吃到荤腥,常常连咸盐都吃不上。市政工作人员每天由3餐改为两餐,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口号,成为大家的自觉行为……对于如此菲薄的物质生活,大家毫无怨言,而唯恐在工作上落后。但是,在工作中碰到危险和困难,大家都是争先恐后抢着承担,抢着完成任务。

  勇于创新精神。中央苏区的市政管理和建设工作,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靠自己的独创去解决,只能从根据地的实际状况出发,闯出一条市政管理和建设的新路子。

  毛泽东曾强调:要有一种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创新精神。天下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然而,独辟蹊径,走探新路,需要有“敢为天下先”的气概与胆识,需要有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毅力。中央苏区时期,地方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一份城市管理法规,是1930年2月福建永定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城市政纲》。这份《城市政纲》对市政建设和管理工作,只讲了一句话:“县政府须着手整理市政、及进行各种文化、教育娱乐等的建设。”到了龙岩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舍通过的《城市政纲决议案》,增加了“组织人民警察,以保卫城市治安和苏维埃政权”、“改良市政”、“便利水陆交通”、“设立娱乐机关,运动场所,图书馆阅报室等”内容。到了1932年6月《内务部的暂行纲要》 出台之后,市政建设包括公路、街道、电灯、自来水和市政企业的建设;市政工作包括民警、户口、街灯的设立巡视、街道清洁和维持市面治安等。在中央市政、行政局的指导下,地方设立了建设委员会、森林(绿化)委员会、诊疗所、桥路委员会等,提出了多设路灯、设立垃圾箱、清道夫的建设公园、公共体育场、俱乐部等事项。从市政、行政工作职能的逐步细化和完善,可以看出新生的红色政权在建设家园、美化家园实践中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在工程建设,特别是红军烈士纪念塔和中央政府大礼堂的建筑中,苏区工程建设人员从未参加过如此高大的建筑,然而他们敢闯敢干,没有搭建手脚架的材料,他们用树枝、竹杆和藤条捆扎;用雕石、大树作柱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了建筑任务。为让城镇居民用上干净的饮用水,市政工作人员用竹筒将山上的清溪水引到各家各户,被群众誉为“红都竹根水”。在市政管理方面,由于红色政权刚刚建立,加之严酷的战争环境,城市管理异常艰难。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影响,闽赣地区群众传统的生活习惯,一下子很难改变过来,吸毒聚赌,随手丢垃圾,饮用冷食塘水,有病请巫师驱鬼,喜爱聚众闹事打架,这些现象屡禁不止,更为棘手的是这一带土客籍之间、宗族姓氏之间常常发生纷争,为一件小事常常大打出手,公共财物为此常常受损,严重地扰乩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局管理人员坚持以人为本,从教育人手,培养苏区群众的公共意识和文明德道德行为,派出少儿侦探队,义务宣传队,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多管齐下的扭转群众生活中的不良恶习,树立和弘扬一种完全新型的社会风尚。市政行政工作人员,他们已经把红都瑞金的城市管理和建设,融入整个红色政权建设的大目标中,把建设好以红都瑞金为中心的红色区域,视为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基地和胜利起点,因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创造了市政管理和建设的伟大业绩。

  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中央苏区,无论是广大红军将士,还是广大的地方干部、人民群众,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塑造了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悲壮丰碑。

  有一份1933年12月9日印发的历史文献,这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文印室印刷并发行到包括市政局、行政局等各个党员、支部的《共产主义者须知》,其中写道:“共产主义的归宿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废除资本制度,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者的工作大纲是:“为团结努力,作群众导师。到群众中去,到反动荆棘中去。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主义而牺牲。”这是充分体现了苏区军民,其中也包括市政行政工作一代先驱崇高的境界,这就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奉献精神,参加红军烈士纪念塔建筑的泥水师傅宋兆禄,两个儿子都送到前线当了红军,他的老伴常年有病,正值他在参加纪念塔建筑施工期间,他老伴发烧呕吐,大家劝他回家照顾老伴几天.带她到医院去看病,宋兆禄却说:“老伴的病过几天就会好,这里的事不能耽搁。”没过几天,从前线传回消息,说他的儿子在反“围剿”战争中牺牲,宋兆禄听了没掉一粒眼泪,坚持在工地施工。工程总指挥梁柏台为之动情地说:“我们的工人确实太好了,有这些人的拼命精神,就没克服不了的困难。”宋兆禄的事迹,得到《红色中华》报的表影。在建筑中央政府的礼堂的施工现场,为了把100多块大石条(墩)从3公里处的云石山运到建筑工地,青年建筑突击队队长赖水陀带领100多名突击队员用木扛日夜赶运,一天傍晚,当赖水陀与另一名队员扛着200多斤重的石塾下山时,因脚底打滑赖水陀滚跌山沟,另一名队员随同跌倒,两人被随势滚落的碑石砸得鼻青脸肿,赖水陀因头部被石块击伤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1932年夏,瑞金叶坪村从东华陂引来“红都竹根水”,当时叶坪村驻有军政群中央机关十几个部门,按照市政局的安排,在每个机关的会议室设一个储水桶,这时有人提出在内务部多设一个,因为内务部人多用水量大,并把储水桶装在了市政局内。梁柏台知道后,立即叫人把储水桶搬设到了叶坪列宁小学。苏区市政、行政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那种勇于拼搏,争当第一,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苏区军民的交口称赞。

  精益求精的精神。生活低标准,工作上高要求,要干就于得好,于出高标准、高质量,让领导和人民群众都满意,真正建设苏维埃崭新的形象,这是苏区市政、行政工作人员一致的工作目标。中央政府大礼堂是一座融中西式为一体的建筑,它的规模之大。工艺要求之高,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难题。但是,苏区市政工程建筑人员,硬是“土法上马”圆满地将这个大建筑按期建造起来。据参加过中央政府大礼

  堂建筑的老同志回忆,当时工期限定很死,3个半月就要把它建起来,建筑工地人山人海,日夜不停,人多手杂.加之领班师傅来自各地,做法常有争议,另外还有工程衔接和日班和夜班的交接问题,在这种状态下要保证工程质量难度很大。工程指挥部的梁柏台、钱壮飞带领一班技术人员边干边指挥,凡是工程衔接和日夜交接他们一定有人在场。当时指挥部对建筑基脚、墙体、立柱等主体建筑都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就责令拆除重来。另外如高达13米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它分塔体、塔座两部分,塔座有五角星体、台阶、石柱、碑刻等部分构成,这个建筑构思精巧,各部分组合要求十分精细。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和博生堡,各具特色,其装饰木质檐梁、栏杆、倒板棚等,都雕刻有各种精细的花鸟图案,堪称苏区工艺精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市政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苏维埃光荣革命传统和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苏区广大市政工作者所创造并奉献给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份优秀文化遗产,是永远值得发扬的。